刘邦的个人儒学修为如何？他真的轻儒蔑士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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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公元前206年，在关中大地上，一位操着楚音的中年男子，向当地的百姓们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!诽谤者族，偶语者弃市。吾与父老约，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，余希除去秦法。”

　　这短短数语，正是向天下饱经秦王朝暴政百姓宣布：苛法不再，滥杀无存!

　　而这位中年男子，就是汉高祖刘邦。

　　后世很多人在谈及刘邦时，多认为刘邦出身市井，且不读诗书。在当政之后轻儒蔑士，是个典型的流氓皇帝。比如很多史籍文献中，就有很多关于刘邦遭人窃笑的趣事逸闻。

　　其实不然，刘邦虽没有饱读诗书，但胸怀大义。毛主席就曾经评价刘邦为“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”。

　　一、刘邦个人的儒学修为：仁而爱人

　　《史记》记载青年时代的刘邦：“隆准而龙颜，美须髯，仁而爱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。”“项羽，不可遣，独沛公素宽大长者。”

　　从司马迁的笔下，我们不难看出：项羽刘邦谁更胜一筹，早就被当时南征北战的将领们看出分晓了。他们知晓暴虐必将走向毁灭，唯有仁爱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，所以他们把宝押在“宽大长者”的刘邦身上。

　　历史证明确是如此，“君者，舟也;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”此语最早出自《荀子·哀公》篇，刘邦正是通晓儒家思想，深谙此道，最终才能在破关之时，深受老百姓的欢迎。

　　“仁而爱人”是太史公对刘邦的评价，亦是儒家文化的最高追求之一，在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礼记》等多部儒学作品中，均多次提及“仁政”、“仁而爱人”等语录。

　　司马迁用“仁而爱人”来评价刘邦，这不仅仅是对刘邦的最高评价，更是预示着汉王朝在开国承家之时，就播下了仁爱与人权的种子。

　　根据《史记》记载，刘邦正是靠着仁义打天下，并且赢得了军心与民心。比如刘邦在蓝田南面与秦军决战时，命令部下“诸所过毋得掠卤(通“虏”)”;秦王子婴前来投降时，刘邦力排众议“始怀王遣我，固以能宽容，且人已降服，又杀之，不详”;在汉朝建立后，他又能急百姓所急，与百姓同乐，最终“与天下同利”。

　　二、切实为百姓谋出路，且“不欲费民”

　　刘邦与“屠烧咸阳秦宫室、所过无不残破”的项羽不同，他既然深谙“君舟民水”之道，自然懂得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的道理。

　　刘邦对百姓的安抚，不仅与暴政的秦朝截然相反，就是与项羽也大相径庭。项羽一路打，一路破坏，尽管为百姓解了气，但却得不到百姓的拥戴，最终只能错失天下。

　　而刘邦则善于收拢民心，在刘邦攻破咸阳之后，老百姓蜂拥而至、夹道欢迎：

　　“秦人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献觞军士。沛公又让不受，曰：仓粟多，非乏，不欲费人。”

　　就像《水浒传》中，人们对梁山的喜爱和对朝廷的憎恶一样，刘邦与秦王朝的对比更加强烈。当时老百姓饱受秦朝暴政，突然出现了个“替天行道”的刘邦，并且坚持不侵扰百姓，自然会受到人民的拥戴。

　　老百姓的性命在秦朝是毫无价值的，对于老百姓而言，他们永远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。他们随时可能会因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远方亲戚，触犯了刑法而丧命。(《史记·商鞅列传·索隐》：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法，若不纠举，则十家连坐。)

　　而刘邦的“约法三章”，则彻底杜绝了老百姓的“心腹大患”。

　　秦法“一人犯罪，举家及邻伍坐之”，汉法“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”;秦法有“三族之刑”，汉法“但法三章耳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，余并不其辜。”

　　刘邦并不是口头上的“替天行道”，而是落到了实处，切切实实的让老百姓看到了好处，从这一点来看，刘邦与项羽谁更加高明高下立判。

　　三、“与天下同利”方为正道

　　在取得天下后，刘邦在洛阳设宴，宴会上高起、王陵这样评价刘邦：“陛下使人攻城略池，所降下者因以予之，与天下同利。”

　　“与天下同利”这不仅仅是刘邦取得天下的制胜法宝，更是古今中外成功者的必备要素。

　　很多人为项羽自刎乌江而感到惋惜，却对刘邦取得天下而感到不齿，似乎刘邦先入咸阳有取巧之嫌，可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的了解历史，就会发现“夺天下者，刘氏也”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历史的必然。

　　当面对着起义军的军魂——怀王义帝时，刘邦的态度是毕恭毕敬，项羽的态度却是不屑一顾，甚至在义帝没有利用价值后，将其杀死在江南;

　　当面对着投降的秦军，刘邦宽宏仁厚，妥善安智。而项羽却在新安城南“诈坑秦子弟二十万”，自古以来杀俘不祥，项羽此举不仅让敌人不敢再投降，这种行为与当年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兵也没啥区别;

　　当面对着一国根基的老百姓，刘邦奉若父母、秋毫无犯。项羽却大肆掠夺，丝毫不把老百姓当回事。

　　试想，如果项羽取得了胜利，老百姓要面对的岂不是又一个秦朝?

　　是以，老百姓拥戴刘邦，摒弃项羽，这是民心所向，刘邦所主张的“与天下同利”方为正道。

　　四、深谙“儒学”的刘邦，为何选择道家治世?

　　众所周知，在汉朝初年，采用的是道家思想治国，讲的是“黄老之道”、“无为之治”，不劳民，不扰民，让民休养生息。

　　那么深谙“儒学”的刘邦，为什么会选择道家思想来治世呢?

　　其实在先秦时代，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，儒生则是属于一种学术性人才，而且带有一种鲜明的政治倾向。

　　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：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。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汉初，儒家只是一种学说而已，儒士并不等于入仕。如果汉武帝时期没有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而是独尊其他学术，那么可能之后的官场，会全都以“道术”、“墨术”、“法术”入仕。

　　再来看看道家思想的“不劳民，不扰民，让民休养生息”，综合起来，这不正是契合刘邦的“与天下同利”的主张吗?

　　《老子》记载：小国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远徙。虽有舟舆，无所乘之;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;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，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

　　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，道家思想才是对平民政权最好的诠释。而这种小国寡民的思想，与刘邦对平民的态度非常相似，这也是一直以来刘邦所努力奋斗的目标。所以刘邦才会选择用道家思想来治世。

　　“与贤士同利，与百姓同利，与父老乡亲同利，与天下同利。”刘邦对自己的家乡父老一直有感激之情，这种情谊在他做了皇帝之后，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更加保持得更加完好，并且由感激家乡向感激天下而转换，像这样的一位君王，也无怪毛主席赞誉他为“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”了。